煤电“顶牛”也许是近年来能源领域持续热度最久的话题了。会场如战场，每年岁末年初的全国煤炭订货会（2005年起改称“煤炭产运销衔接会”），成为煤电矛盾集中爆发的“火山口”，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就重点合同电煤价格寸步不让，央企发电巨头结成攻守同盟、煤炭主产省间上演合纵连横、国家发展改革委居中穿梭斡旋，座谈会、洽谈会、汇总会，漫长的会议期间各种会中会数不胜数，其中传出的任何一点消息往往都会占据财经媒体的头条、左右股票曲线的走势，牵动各方极其敏感的神经。然而电煤价格谈判最终却屡屡无果而终。不仅如此，在这些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爆发的“煤荒”、“电荒”、“抢运电煤”事件中，煤矿和电厂或争相诉苦、或互相指责，各有一批人为之摇旗呐喊，令人莫衷一是。那么，在这纷繁复杂的煤电之争背后，是否有着一条清晰的逻辑？
　　
　　       煤炭企业：奉献了半个世纪的“暴发户”
　　
　　 提起煤炭企业，“富得冒油”恐怕是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其实，“先苦后甜”可能才是对煤炭企业最贴切的描述。
　　 在计划经济时期，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产品，煤炭的价格受到长期压制，煤炭行业以国家大局为重，为电力、冶金、化工等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却形成了制约行业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煤炭企业亏损累累，技术装备、安全生产和工资福利方面欠账严重。资料显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一名国有煤矿的矿工就要养活一名退休职工和276名矿工家属，记者在山西采访时听到这样的故事，当年一位煤矿工人过年向别人借了两个鸡蛋，回到家里却发现根本没有油，只好生着煎。到了1992年，国家对煤炭行业投入的补贴高达60亿元，但仍然不能弥补巨额亏损。1993年，国家决定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从1993年到1997年，煤炭价格出现连续5年的小幅上涨。
　　 然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却使得煤炭行情再度陷入疲软，1998年，国家撤销煤炭工业部，94户由原煤炭部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市场下滑与改制重组的双重挤压使煤炭企业再次陷入一段极为痛苦的时期。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李霆研究员告诉记者，“当时煤矿有一句口号叫做‘三百五，度难关’，从矿长到矿工都拿350。”
　　 “煤炭行业是在2001年才全行业扭亏为盈的，要说日子好过起来，更只是这几年的事情”，李霆接着向记者介绍说。2000年5月，煤炭价格开始触底回升，2002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强劲启动，包括电煤在内的煤炭价格连续大幅上涨。数年间煤矿变成了暴发户的代名词，第一次成了人人羡慕的赚钱行当。
　　
　　       发电企业：前行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
　　
　　 当煤炭企业开始逐渐品味甘甜的时候，发电企业却体会着别样滋味。2002年，国务院5号文件公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拉开了“厂网分开”的改革大幕，脱胎自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五大中央发电集团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华润电力等其他中央发电企业以及地方发电企业共同形成了发电行业多元化竞争的市场格局，整个行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国家电监会近日刚刚发布的2008年年度报告，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92亿千瓦，是2002年厂网分家时3.53亿千瓦的一倍还多，换句话说，厂网分开的6年间新增装机容量超过了之前建国53年来的总和，其中2006、2007年每年新增超过1亿千瓦，2008年也依然保持了8000万千瓦的规模。用山西省电力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李建伟的话说，“这样的速度以前想都不敢想”。
　　 然而，高速扩张并不能掩饰发电企业处于市场与计划的夹缝中的尴尬。发电企业的下游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网企业，无论是电厂向电网销售的上网电价还是电网的零售电价，由于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各行各业，都由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核定；而上游的煤炭却是资源领域市场化最早和最彻底的行业，煤炭价格几乎完全随行就市。市场和计划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发电行业“接上了头”，必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在每年煤炭订货会期间签订的电煤重点合同。
　　 早在1993年放开煤炭市场价格的时候，煤价的市场化改革就留下了一个“尾巴”，即煤炭企业对一些重点电厂的电煤供应，需要在政府指导价和计划调配量的基础上，在煤炭订货会期间通过双方充分协商形成一个同时确定价和量的重点合同。虽说是改革的尾巴，但这只尾巴却足以“尾大不掉”，因为煤炭产量中的一半以上是电煤，而重点合同所覆盖的300余家电厂所使用的电煤又占了总量中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向记者介绍说，设计这一电煤重点合同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实行政府指导价可以控制这部分电煤价格不会大幅上涨从而影响到下游电价，二是由于我国铁路运力紧张，并不是所有煤炭都能通过铁路从产地运出去，而公路运输成本又是铁路运输的数倍，而这种确定了价和量的重点合同则可以确保得到铁路部门的运力。”他接着分析说，“电煤重点合同的安排虽然政策意图明显，但却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有重点合同就有非重点合同，同样是电煤，只因一个计划内，一个计划外，两者的价格就不同，另外，‘煤炭三兄弟’里的另外两个――用于冶金行业的焦煤和用于化工行业的无烟煤都已随行就市，同样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凭什么电煤成了‘重点’就不能自由卖高价了？”
　　
　　        煤电之争根源：谁也不愿丢弃的差价
　　
　　 事实上，在2002年以前，由于煤炭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电煤实际市场价格还达不到政府指导价的水平，因而计划内电煤与计划外电煤的矛盾并不突出，而且当时煤矿有成百上千家，而所有的买主却都属于国家电力公司，双方议价能力非常不对等，煤电双方在这种格局对比中倒也相安无事。然而到了2003年五大发电集团成立的时候，煤炭价格已经步入一轮加速上升周期，而国家虽然取消电煤政府指导价，但依然要求煤电双方按照一个低于市场煤的价格签订重点合同，计划煤和市场煤的差价此后不断拉大，煤电矛盾也就日益激化。
　　 站在煤炭企业的角度看，接受重点合同，就意味着放弃一部分市场利润，而对于电力企业而言，在电价不做相应上调的情况下，接受合同煤价上调就意味着利润被挤压一大块。到了今年年初，煤炭方面提出2009年重点电煤价格每吨应上升50元，而2008年已陷入全行业亏损的电厂方面则要求电煤降价50元，双方的差价达到100元，根据业内通行的折算标准，这相当于电厂生产每度电的成本要相差5分钱左右，足以影响大部分发电企业的盈亏。然而，即使重点合同价格果真上涨50元，也依然低于电煤的市场价格。因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颇为尖锐地指出，“只要有需求，煤炭的产能总是能够很快跟上来，市场上从来不缺煤，所谓的‘煤荒’、‘电荒’其实是发电厂买不到便宜的计划煤。”
　　 张复明则告诉记者，电煤博弈的加剧除了价差不断扩大的因素外，一个突出原因就是山西等煤炭主产省区关闭小煤窑。“以前许多电厂用的是小煤窑的煤，这些煤的开采成本很低，然而却得不到运力，只能就近消化，当地的电厂对这些煤的议价能力很强，实际成交价格可能和重点合同电煤价格差不多，甚至还要低。现在小煤窑的供应断了，电厂自然要对大煤矿的计划煤价格计较起来。”
　　
　　             化解顶牛之路：煤电一体化
　　
　　 2006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不再对电煤合同价格实施干预，完全由煤电双方根据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等因素来确定最终价格。尽管此后在200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针对电煤价格飙升实施过临时限价措施，不过在价格形成机制上，电煤已经全部放开。煤炭企业纷纷欢呼，“计划电插入市场煤中的最后一颗钉子终于被拔去了”，“重点合同（价格）就是给予那些长期而稳定的大客户的适当折扣，这是应该的，不过也仅此而已”，一位煤炭企业管理人士这样向记者描述他所理解的合同电煤价格。
　　 如果合同电煤价格的上涨乃至与市场价的靠拢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化解这一成本压力就成了发电企业的当务之急。
　　 “电价顺出”是一个最自然的思路，所以，发电企业起初对“煤电联动”寄予厚望。所谓煤电联动是指国家发改委在2005年2月出台的一套电价调整机制，就是以半年为期限，如果期间电煤价格上涨5％或以上，上网电价也要做相应调整。可是，4年多以来，煤电价格虽然实施过4次联动，但由于电价涉及国计民生，考虑因素众多，煤电联动总是要“慢半拍”，甚至“该动未动”，而且即使联动以后，电煤成本上涨部分的30％成本也须由电厂自行消化。
　　 电价既然不能顺出，那么在当今国内煤价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时候由国外进口电煤，似乎是一个对发电企业更有利的选择。于是，我们开始在媒体上见到“国际煤炭订货会”这样的新名词。然而，面对国内市场巨大的电煤需求，从国外进口只能是杯水车薪，发电企业做出这种舍近求远的姿态，无非还是希望压一压国内的煤价。
　　 发电企业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向上游延升，控制或参股一部分煤矿，实施煤电一体化。这一思路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当然国家支持的不仅是发电企业向上游发展，同样也鼓励有实力的煤炭企业通过兴建坑口电站或参股发电企业的方式向下游实施一体化。大型煤、电企业以资本为纽带，相互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许不失为当前化解煤电之争的可行之道。
　　
　　短评
　　              兄弟之争利益之惑
　　　　
　　煤电之争到底争的是什么？拨开各种或高深复杂或滴水不漏的解释，答案其实很简单：利益之争。只要火电企业的上网电价不变，电煤价格高一分，煤矿就多得一分，电厂就少得一分，典型的零和博弈。
　　然而，零和博弈的利益之争却不意味着煤电企业之间会拼个你死我活，相反，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一场兄弟之争。
　　中国的煤炭产量中大约有60％用作电煤，而电厂的生产成本中大约有70％是电煤价格成本，煤炭和发电行业就是这样唇齿相依的关系。一位发电企业的朋友这样跟笔者说，“别看煤矿现在对我们有点狠，要是我们真的垮了，他们就是集资也要救我们，不然第二天轮到的就是他们”。而煤炭企业仿佛也是心有灵犀，一位国有重点煤矿集团的管理人士告诉笔者，对于发电企业，“我们在战术上是对手，在战略上是朋友”。既然如此，那么煤电之争作为资源能源价格从计划向市场机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在为它绞尽脑汁的同时，不妨也看到它的可取之处。
　　利益之争并非全是坏事，但应避免掉入利益之惑。经济学上讲，单个经济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煤矿的锱铢必较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经过十几年市场化洗礼高度成熟的煤炭行业，计划煤与市场煤之间的鸿沟在年复一年的冲击下被逐渐抹平；发电企业也是寸步不让，厂网分离后所面临的多元化竞争，唤醒了他们的成本意识和扩张动力，带来了电力事业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而煤电企业间的反复博弈，将最终超越行政的力量，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电煤价格形成机制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并开始倒逼电力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虽然唇枪舌剑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止息，煤、电企业却都悄然间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方的一番重新审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开始寻求以电煤为纽带，通过一体化使双方由以往的简单供需关系走向深度合作。煤炭企业由此既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客户资源，又变输煤为输电，克服了以往受到长期困挠的运输瓶颈；电力企业则不仅获得了可靠的燃料保障，还可以分享到诱人的“煤矿红利”。煤矿和电厂从来就谁也离不开谁，这场兄弟之争也终将握手言欢，互利共赢。

                       (信息来源《中国电力网》  黎志刚摘）